最近，贝壳联合创始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彭永东和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单一刚因为天价薪酬的舆论风波火了。

4月17日，贝壳（02423.HK）发布2024年年报，其中披露的公司高管薪酬情况显示，贝壳联合创始人、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彭永东2024年薪酬总额为4.00708亿元，贝壳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单一刚薪酬总额为2.99485亿元。

虽然相比2023年两人的薪酬7.13057亿和5.29265亿，2024年已经有了大幅下降，但这份数亿的薪资表还是惊呆了一众打工人——合着打工还能赚到这么多钱啊？

2021年，在贝壳网创始人左晖去世，当年彭永东的薪酬为847.8万元。2022年，彭永东的薪酬就增长到了4.75亿，2023年更是高达7.13亿。

单一刚的薪酬也从2021年的685.3万元涨至2022年的3.55亿元，2023年为5.2亿。

身陷泼天的舆论风波之下，4月17日，贝壳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及控股股东彭永东宣布拟捐出900万股A类普通股。以当日收盘价51.95港元/股计算，对应捐赠金额4.68亿港元（约合人民币4.40亿元），相当于把他个人2024年的年薪（含股权收益，下同）全捐了，还倒贴4000万元。

这是贝壳上市以来最大单笔高管捐赠，也是贝壳对此次年薪舆情的紧急应对。

公告显示，这笔捐赠，在承担相应的纳税义务后，50%的税后资金将用于居住行业服务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医疗健康福利，50%的税后资金将用于应届毕业生等租客群体的租房帮扶。而前者，正是以贝壳公司最大主体人员为代表的地产服务人员。

房地产中介高管的高薪疑云？

事实上，在公众眼中，如金融、房地产、互联网、游戏等行业确实有着天然的高薪属性。但即便如此，随着这几年的经济震荡，以往的高薪行业最近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更何况地产中介行业并不在传统认知的高薪行业之内，拿着3000底薪的中介底层员工比比皆是。更别提部门裁撤，员工优化，高管降薪……的大环境了。

相比之下，“贝壳高管7亿年薪”的话题确实足够刺激公众神经。

这个数字有多夸张？相当于万科的郁亮巅峰时期年薪的70倍（郁亮早已主动将年薪降至33.6万元），是碧桂园总裁莫斌2024年薪酬的116倍，甚至超过了龙湖、华润置地等房企CEO五年薪酬的总和。

更魔幻的是，这一切发生在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的2023年——当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13.4%，二手房交易量萎缩18.7%的背景下，贝壳高管薪酬却逆势冲上云霄，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风雨飘摇的地产行业脸上。

拆解贝壳的薪酬结构，会发现这出”天价年薪”的戏剧本质上是会计魔术的产物。

2023年彭永东7.13亿元薪酬中，有6.87亿元是股权激励费用，采用直线法摊销的会计准则，将上市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成本平摊到各年度。简单来说，这不是真金白银的现金收入，而是为了满足港交所同股不同权公司”经济利益占比不低于10%”要求的账面处理。某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解释：”就像买房贷款1000万，虽然当下没掏现金，但会计上要确认负债，贝壳的股权激励也是这个逻辑。”

但即便剔除股权激励的水分，贝壳高管的现金报酬依然令人咋舌。2024年彭永东4亿元的薪酬中，基础薪金加绩效奖金仍高达3200万元，是万科郁亮同期薪酬的95倍。更值得玩味的是薪酬与业绩的背离——2024年贝壳净利润下滑30.8%，两位高管的薪酬却仍瓜分了公司7亿元利润，占比高达17.2%。这种”旱涝保收”的薪酬机制，让某券商地产分析师忍不住吐槽：”贝壳的薪酬委员会怕是活在平行宇宙，行业寒冬还能开出盛夏的价码。”

回溯贝壳上市五年来的财务轨迹，这种薪酬设计的矛盾性更为凸显。2020-2024年间，公司经历了从盈利27.8亿到连亏两年，再到2023年暴增58.9亿的过山车行情。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五位创始人及高管团队在这五年累计拿走超40亿元报酬，相当于同期净利润的37%。对比同样采用同股不同权架构的美团，王兴等高管五年薪酬总和仅占净利润的3.2%，这种差异足以让投资者挠头。难怪有股民在社交平台调侃：”左晖遗志’做难而正确的事’，现在看最正确的事就是给高管发钱。”

深层问题在于贝壳特殊的治理结构。作为中国少有的采用AB股架构的房产服务平台，彭永东等管理层通过超级投票权掌控公司决策，而薪酬方案恰恰由这些既得利益者自己制定。2024年股东大会上，尽管有小股东质疑”薪酬与业绩不匹配”，但凭借B类股1:10的投票权优势，相关议案仍以98.7%赞成率高票通过。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机制，某PE基金合伙人直言：”本质上是用小股东的钱，给管理层发超额奖金。”

横向对比行业，贝壳的薪酬体系更像是个异类。国际同行Zillow的CEO去年总薪酬折合人民币约4200万元，仅为彭永东的5.9%；国内房产中介龙头我爱我家高管团队年薪总和不足2000万元。就连以高薪著称的互联网巨头，腾讯总裁刘炽平2023年薪酬也”仅”为3.55亿元，且需与股价表现严格挂钩。反观贝壳，即便在2021-2022年累计亏损19亿元时，高管薪酬仍维持在亿元级别，这种”亏公司不亏个人”的模式，着实挑战商业常识。

薪酬争议的背后，也是贝壳商业模式转型的阵痛。随着新房代理业务占比从2020年的53%降至2024年的32%，公司试图讲”科技赋能”的新故事，但研发投入却始终徘徊在营收的3%左右，不及薪酬支出的零头。更尴尬的是，其引以为傲的ACN经纪人合作网络，正被越来越高的平台佣金抽成反噬——2024年贝壳平台佣金率升至2.6%，而同行普遍维持在1.5%-2%。某区域房产经纪公司老板抱怨：”现在每卖一套房，贝壳要抽走近半佣金，我们简直在给平台打工。”

这场薪酬风暴或许预示着更严峻的挑战。随着住建部”中介费不得超过当地社平工资三倍”的新规酝酿，贝壳高佣金模式面临政策风险；而抖音、快手等流量平台切入房产赛道，更将重构行业生态。当资本市场开始用脚投票——贝壳美股股价已从高点下跌68%，或许管理层该重新思考：天价薪酬究竟是激励创新的催化剂，还是透支未来的麻醉剂？毕竟在商业世界，从来没有哪家公司能靠给高管发钱发成伟大企业。

急捐4.4亿能否挽回舆论？

一开始，贝壳高管的年薪其实和别的房企没什么两样。

时间倒回2021年，刚接任董事长的彭永东年薪847.8万元，与万科郁亮、龙湖吴亚军等地产大佬尚在同一个数量级。但转折发生在2022年5月——随着贝壳登陆港交所，这位CEO的薪酬瞬间从百万级跃升至亿级，2023年更是冲上7.13亿元的惊人高度。

这种薪酬跃迁的幅度，堪比比特币的暴涨行情，让传统房企高管们看得目瞪口呆。当房地产行业陷入集体降薪潮时，贝壳高管的薪酬曲线却画出了一道令人瞠目的抛物线。

拆解这份”天价薪酬”的构成，会发现其核心引擎是7182万股限制性股票。根据港交所披露，这些股份自2022年起分五年解禁，采用直线法摊销计入薪酬费用。这就好比把一整块金砖切成五份，每年往财报里放一份，虽然实际到手要等解禁，但会计上已经算作当年收入。

某港股上市公司CFO解释：”这种记账方式就像买房按揭，虽然房本还没到手，但负债已经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不过贝壳始终未明确回应关键问题——这些账面薪酬是否真能全额变现？毕竟在当下低迷的港股市场，解禁时股价可能已面目全非。

即便剔除股权激励的水分，贝壳高管的现金报酬依然堪称行业”天花板”。2024年彭永东1176.6万元的基础薪酬，是万科郁亮同期33.6万元的35倍，比华润置地总裁李欣的802万元还高出47%。更耐人寻味的是薪酬与业绩的背离——2024年贝壳净利润下滑30.8%，但高管薪酬包仍高达7亿元，相当于每天从公司账上划走192万元。某私募基金经理调侃道：”这哪是职业经理人，分明是点石成金的炼金术士。”

4月17日的捐赠公告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危机公关。

彭永东宣布捐出900万股（时值4.4亿元）用于行业公益，相当于把2024年账面薪酬全数奉还。但细看持股结构会发现，捐赠后他仍持有1.74亿股，按当前股价计算价值85亿元人民币。这种”捐零钱留本金”的操作，某财经评论员犀利指出：”就像把利息捐了，本金还牢牢攥在手里，既赚了名声，又保了实利。”更何况捐赠对象选择颇具深意——帮扶中介服务者和租房群体，恰恰是贝壳业务链的核心参与者。

贝壳特殊的AB股架构，为这场薪酬盛宴提供了制度温床。彭永东通过B类股掌握22.8%的投票权，而持股仅占5.1%，这种”小股控盘”的模式让其既能决定自己的薪酬方案，又不必担心小股东反对。2023年股东大会上，薪酬议案以98.7%的赞成率通过，反对票主要来自被迫跟投的机构投资者。某QFII基金经理抱怨：”我们投反对票就像往大海里扔石子，连水花都溅不起来。”

横向对比国际同行，这种薪酬结构更显突兀。美国房产平台Zillow的CEO去年总薪酬约合4200万元人民币，仅为彭永东现金报酬的3.6%；英国房产中介龙头Rightmove高管团队年薪总和不足2000万元。即便是采用同股不同权架构的科技公司，Meta扎克伯格近五年年均薪酬也”仅”为1.8亿美元，且全部来自股权增值而非固定薪酬。反观贝壳，即便在2022年亏损13.9亿元时，高管薪酬仍维持在8.3亿元高位，这种”亏公司不亏个人”的机制，着实挑战商业伦理底线。

这场薪酬争议背后，是贝壳商业模式的深层焦虑。随着新房代理业务占比从53%降至32%，公司急需向资本市场证明转型决心。但2024年财报显示，其研发投入仅占营收2.7%，远低于薪酬支出的7.5%。更严峻的是，平台佣金率已升至2.6%，引发中介群体强烈反弹。某二线城市房产经纪坦言：”现在每单交易，贝壳要抽走40%-50%的佣金，我们都在考虑转投本地平台。”

或许贝壳管理层该重温左晖的箴言：”做难而正确的事。”当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真正的领导力不该体现在薪酬数字的膨胀上，而应反映在商业模式的重构中。毕竟在商业史上，从来没有哪家伟大公司是靠给高管发天价薪酬铸就的。

眼下港股投资者已用脚投票——贝壳股价较2021年高点下跌68%，这或许比任何道德谴责都更具警示意义。

创始人离世、业务一家独大，争议却越来越多

贝壳的前身是链家。2001年，左晖在北京安贞桥下开出第一家链家门店。那间30平米的链家小店，如今已经是掌控中国房地产交易3.35万亿流水的超级平台，贝壳24年的发家史堪称一部中国房产中介的进化史诗。

左晖创办链家时，北京二手房交易量还不足10万套；到2024年，贝壳平台上51,573家门店、近50万经纪人的庞大规模，已经让它成为事实上的行业基础设施——每10套新房交易中就有1套经其手，这个渗透率甚至超过美国Zillow在其本土市场的表现。

贝壳的崛起密码藏在两次关键转型中。

2011年北京限购令下，当中小中介纷纷关店时，链家却逆势推出”真房源”承诺，用牺牲短期利益换来了36.5%的市场份额。这场豪赌的成功，为2015年那场横扫六大城市的并购狂潮埋下伏笔——通过吞并各地龙头中介，链家完成了从区域品牌到全国霸主的蜕变。

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是2018年贝壳平台的横空出世。

这个打着”ACN合作网络”旗号的行业操作系统，本质上重构了房产交易的分配逻辑：经纪人贡献房源、带看、签约等不同环节劳动，都能从总佣金中分一杯羹。截至2024年，这个系统每月为50万经纪人创造6,185元人均收入，虽然听起来不多，但比传统中介”开单吃半年”的不稳定状态已是巨大进步。

不过，这套看似完美的商业模式，正在遭遇越来越强烈的反弹。翻开贝壳2024年财报，3.35万亿总交易额背后，藏着两条危险的曲线：新房业务交易额同比下降3.3%，而存量房业务却增长10.8%。这种分化暴露出贝壳的命门——当开发商集体过冬时，它正把盈利压力转嫁给二手房市场。广东某贝壳加盟商提供的账单显示，15万元佣金收入中，平台抽走7.8%，经纪人分走73%，最后落到店东手里的只有11%，利润率薄得像张纸。这种”平台吃肉、中介喝汤”的分配机制，正在催生越来越多的离心力。

佣金战争的硝烟已经弥漫到新房战场。多位房企营销总向记者吐槽，贝壳在某些区域的新房渠道佣金已飙升至10%，相当于每卖一套300万的房子，开发商要支付30万中介费。更绝的是其”二选一”策略——要么接受高佣金+快结账的条款，要么等着房源在平台上”消失”。某TOP20房企营销副总裁苦笑道：”现在搞全民营销不是创新，是被逼出来的自救，毕竟给老业主3%的推荐费，也比给贝壳5%强。”这种强势做派，让贝壳在开发商那里的口碑，正从”救命稻草”变成”价格屠夫”。

C端消费者的怨气也在积聚。黑猫投诉上1200多条投诉中，”好房好赞”服务是重灾区——这套标价1%房费的优先推广套餐，被不少卖家质疑是”变相收费”。更魔幻的是贷款服务费、装修捆绑销售等衍生业务，让本已承受3%佣金的买卖双方雪上加霜。北京朝阳区一位购房者的遭遇颇具代表性：”签完合同才被告知要额外支付0.5%的贷款服务费，经纪人理直气壮说’行业都这样’。”这种强硬的服务态度，与左晖当年”做难而正确的事”的初心已相去甚远。

最尖锐的矛盾还是那个天文数字般的薪酬对比。2024年彭永东4亿元年薪，相当于其平台经纪人平均收入的5,399倍。这个倍数是什么概念？对比苹果公司，库克年薪是普通员工1,447倍；特斯拉更夸张，马斯克是0元年薪。虽然贝壳解释其中3.89亿是股权激励费用，但基础薪酬1,176万元，仍是经纪人年均收入的158倍。某互联网平台CEO的评价一针见血：”当平台创造者与平台劳动者的收入差距突破某个临界点，所谓的生态共赢就成了笑话。”

眼下贝壳正站在十字路口。随着住建部酝酿”中介费限价”新规，抖音、快手等流量平台切入房产赛道，其护城河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或许该重温左晖在2017年的内部讲话：”我们挣的钱，应该是帮消费者省下的钱，而不是从他们身上多赚的钱。”当50万经纪人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当3%的佣金成为购房者不能承受之重，这个房产交易巨头是时候重新思考：垄断市场的终极目的，究竟是成就一个更好的行业，还是仅仅为了堆砌又一份靓丽的财报？毕竟在商业世界，从来没有哪家公司能靠压榨生态伙伴成就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