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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留意过，那些曾经在我们生活中常见，但不知何时却慢慢消失了的行当？
修鞋匠、棉花匠、棒棒……
他们与快速发展的城市格格不入，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
耍猴人，也是其中之一。在娱乐生活匮乏的年代，他们曾经给城镇居民带来过很多欢乐。
可或许因为人们“动物保护”意识的觉醒，或许因为不符合“建设文明城市”的愿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变成了不太讨喜的角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一个行当消失了，城市依旧会运转，但意味着一群人、一个个家庭的生存境遇在发生着剧变。
今天，书单君想和你分享的这本书，就与此有关——《最后的耍猴人》。
作者马宏杰，是《中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从业30年，他一直在坚持用相机记录生活在底层的人。
2001年，他在街头偶遇了几个耍猴人，萌生了拍摄的想法。不久，他便去到中国耍猴人的大本营之一——河南新野县，和耍猴人一起扒火车，在全国各地游走。
白天跟着耍猴人卖艺，晚上和他们挤在桥下或废弃工棚里席地而睡。
跟踪拍摄的12年，他见证了这些耍猴人在生活中的挣扎，和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
这个故事，既有关生活，更有关生存，它令人伤感，但我更多感到的，是惋惜和心酸……
耍猴，是不是虐待猴子？
寻找耍猴人，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2002年10月，马宏杰第一次来到新野县冀湾村就四处碰壁，村民们对外来人很是警惕。
虽然猴子不是野生的而是家庭驯养的，大家也办了野生动植物管理所开的猕猴饲养证，却还是经常被有关部门以“保护动物”的名义进行查处和罚款。
在这里，耍猴是很多人的营生，却又像是件见不得光的事情。
在一户开猕猴养殖场的村民家里，马宏杰见到了一个叫张志忠的养猴人。
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只小猴崽。
这只小猴出生时，母猴死了，是张志忠用奶粉把它喂到1岁。现在小猴跟他形影不离，俨然是亲人一般。
马宏杰和小猴耍熟后提议，把小猴放在地上，让张志忠假装跑，看它有什么反应。
结果，张志忠刚跑走，小猴就在后面追，眼看着追不上，便像小孩一样趴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心疼得张志忠赶快跑回去，把小猴抱在怀里哄，小猴崽也一个劲地往他怀里钻，哼哼唧唧地撒娇。
马宏杰走访了很多养猴人的家，发现猴子更像是个正式家庭成员，与他们的孩子同吃同睡，年幼的小猴还会趴在耍猴人妻子的胸前找奶吃，赶集的时候，耍猴人骑着单车带着它们上街去买东西，天热了，就驮着猴子去河里游泳，一起凉快凉快。
2003年冬天，马宏杰一直跟拍的耍猴人杨林贵的老公猴快不行了，和它一起生活的两只猴子把奄奄一息的老猴托起，吼叫着求救。
杨林贵找来村里的兽医给老猴输液，还是没能救活它。
于是老杨找了件旧毛衣，把它包起来，埋在了自家的地里。
他说：“耍猴人都不想让猴子死在自己的面前，那场面太让人伤心了。”
野生猴子的寿命在20岁左右，这只猴子有二十七八岁，其实已经算是长寿了。能活到这么久，或多或少与人的照养有关。
耍猴人的猴，都是家庭驯养的，老猴去世了，小猴接班，就像耍猴人的技艺传承一样。
围观猴戏的人，最喜欢看的节目就是“人猴打架”。
可耍猴人每次拿鞭子打猴，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谴责：“不要打猴子，猴子是国家保护动物！”
每次猴子被“打急了眼”，奋起反抗，追着耍猴人满场跑，抽耍猴人嘴巴子，左右夹击，夺去耍猴人的刀反杀…..
观众都为猴子叫好：“打！打！打！打他个龟儿子！猴崽儿好样的！”还有人把地上的刀捡起来，递给猴子，让它去杀耍猴人。
看似是一场大快人心的人猴冲突，其实是耍猴人与猴子早就排演好的戏码。
耍猴，是人耍猴，也是猴耍人。
鞭子落下去，往往砸在地上，老杨说：“打猴子其实是假戏真做，你看着鞭子打得响，其实打不到猴子身上。要是真打猴子的话，那我们每天演四五场还不把猴仔哥打坏了，那我们靠什么吃饭？观众有了情绪，证明我们的演出是成功的。”
猴子确实是很娇气的动物，不仅打不得，还经常走不动路。
马宏杰跟着耍猴人出去耍猴的时候，很多次，猴子坐在地上耍赖皮，耍猴人就走过去把它们抱起来驮在肩上、背上，继续往前走。
到了落脚的地方，耍猴人们生火支锅煮好了饭，人吃什么，猴子就吃什么。
第一碗一定是先要给猴的，这是他们的行规。
如果忘了这事儿，猴们会生气，把石头沙子全扔进锅里，这样谁也吃不成。
当然，这些猴子们好像也懂得主人辛苦，蹲在耍猴人肩上的时候，有时也会帮他们锤锤背，挠挠头发。
在外走南闯北，耍猴人与猴子像是彼此照应，同甘共苦的伙伴。
耍猴，算不算是虐待动物？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书单君想到了海洋公园的海豚，实验室里的猴子……
或许每一个人都该问问自己，我们介意的究竟是文明，还是体面。
耍猴人的江湖
一开始，耍猴人们对马宏杰多少有一些生疏戒备，直到他跟着一起扒过一次火车去成都耍猴，吃过了耍猴人的苦，才能得到了他们的信任。
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扒火车被赋予了浪漫色彩。
20世纪80年代，北岛、徐星这些精神流浪汉都曾扒过火车到全国各地旅行访友。
但耍猴人扒火车的历史，却充满了血与泪，葬身车轮或留下终身残疾的事时有发生。
正月二十五一早，马宏杰加入了耍猴人杨林贵的班子，随他们一同出村，手上拎着几只塑料桶，背上的麻袋里装着一些干馍馍。
从他们扒车的襄阳列车编组站到成都，有1100多公里，货运火车要走三天，这些干馍馍和自来水就是全部的口粮。
因为扒火车是违法行为，他们只有等到天黑下来才能行动。
一行人就猫在铁道边的草丛里，等老杨的号令。
扒车次数多了，光看火车头编号他都能知道这趟车的目的地。
好不容易终于扒上了一辆车，翻进去却发现里面装的是机械零件，睡觉就别指望了，车上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摇摇欲坠的金属架上熬一宿。
半夜，有个铁路职工发现了他们，朝车里大喊：“车上的人都给我下来！”吓得谁都不敢吭声。
见没人回应，车外的人便捡了石块往车里砸，黑灯瞎火中，车里的人也不知该往哪躲。
怕出人命，马宏杰只好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和那人求情，把记者证拿出来给他看，请他放过一马。
后来，他们又用扒车的方式“换乘”了好几趟火车，每到一处也都和这次一般鬼鬼祟祟。
没办法，有几个站的保安已经盯上了他们，年年都要被揪下车去，轻则罚款，重则挨打，他们已经怕了。
只有等火车开动之后，耍猴人才会驮着猴子探出头来，趴在车上，一起看看沿途的风景。
货运车大都没有车顶，每次过山洞时会产生极强的倒抽风。
即使备好了被子，风也会把被子和身上的热气抽光，那种寒冷刺骨的感觉，只消一次，就能冻得你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而从襄樊到成都途中，列车要穿过480多个山洞。
扒了那么多次车，杨林贵定下过规矩：“跟我扒火车的班子，是不允许拿车上的任何东西的。有时候在车上看到电视机、冰箱以及整箱的香烟，我们都绝对不拿。”
之所以扒火车，一是因为带着猴子，坐不了火车，二是因为耍猴挣不了几个钱，他们舍不得把钱搭在路费上。
他们都是农民，农忙的时候在家帮着干农活，农闲才出来耍猴。
猴子怕冷也怕热，冬天的他们去昆明、广州，这些温暖的城市，夏天就往东北的哈尔滨，满洲里这些凉快的地方走。
耍猴人扒着火车，不仅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还越境去过缅甸等一些周边的国家。
到了一处，没找到住处的话，就先住在桥下，或者在城郊的城中村附近用塑料布搭个棚子。
2003年11月，老杨给马宏杰打电话，说正在达州耍猴，邀请他来看看。
到了达州，老杨带着他去了他们住的“宾馆”——一间空地上废弃的小房子，没有门窗。
这已经比露宿街头好太多，班子里的人对此很是满足。
宾馆里还收留了一个刚从传销团伙逃出来的年轻小伙。每次煮好饭，都会分给他一碗。
出门在外，遇到有困难的人，他们能帮的总会帮一把，哪怕只有一间破屋，一碗饭。
有一次，也是住在这样的废宅里，夜里下大雨，房子漏水了，班子里的杨海成摸黑上房顶去堵，一只手按空，从上面摔了下来，锁骨骨折，无法动弹。
大家赶紧把他送进市里的医院，但因为交不起医疗费，只做了简单包扎固定，七个人又连夜乘卧铺汽车护送他回新野接骨。
这次出门20天赚的2000块钱，全都用在了给杨海成治病上。
但走“江湖”讲的就是个义气，无论出了什么事，班子里的人都会一起承担。
为几百元钱，耍猴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们虽然用最底层最辛苦的方式挣钱，却不愿舍弃自己的道义和坚持。
最后一次耍猴，最后的耍猴人
马宏杰原本也想和杨林贵的女儿杨宇聊聊，积累一些专题素材。
当被问到：“你觉得你父亲耍猴赚钱容易吗？怎么看待他们这些以耍猴赚钱的人”，女孩什么都没说，哭着跑了出去。
每次马宏杰拍照，杨宇总是躲避他的镜头。
她既为父亲如此的艰辛而感到揪心，又为他的这份职业而伤感，不想让他再像猴子一样被人围观，被人当成下等人。
耍猴的收入，主要靠观众捧个钱场。
班子里专门有两个人负责收钱，到人跟前双手作揖，赔上笑脸说：“您辛苦了，看看猴戏赏两个猴戏钱。”
可通常收到的，只有一两块，有的人甚至连一块钱也不愿意给。
做这份活一定要识相，否则被骂都算是轻的，甚至会有挨打的风险。
老杨的儿子杨松从十三岁起就跟着父亲出门耍猴，最常做的就是求观众打赏。
遇到瞪眼睛的人，他就会赶紧躲开。
有的人不仅不给钱，还把手向前一伸：“这个你要不要，给你一个嘴巴子。”
2003年“非典”之前，杨林贵的弟弟杨林志在合肥的庙会上耍猴时，就因为跟一个年轻人要五毛钱，人家不给便说了几句不高兴的话，被人一板砖拍过去，当场昏倒在地。
这种羞辱，对耍猴人来说是常有的事，不管是挨打还是挨骂，他们都无力还手。
从前出门耍猴，很少有人会指责他们，但现在，城里有很多人对猴戏越来越反感，城管也经常把他们赶来赶去。
老杨也察觉到了自己在城市中的格格不入，只能游走于城市的边缘，在城中村耍猴。
市中心人流多，赚得也多，但他很少去，怕给文明城市抹黑。
这些耍猴人虽然有家，靠技艺吃饭，但在一些城市人眼中，只能算是社会中的“盲流”，与乞丐和流浪汉无异，干着“没有价值”的工作。
在湖北，有个衣着得体的公务员问他：“你干点什么不好，非要干这下三流的事。”
跟拍老杨的这些年，很多人问过他类似问题，保安、城管、铁路职工、围观的市民……
马宏杰也问过：你不能干点别的吗？
杨林贵说：“种地一年只够家里吃的；想当官，但没人让咱当；外出打工，一年干到头却被拖欠工资；做生意，咱没本钱。耍猴是祖上传下来的，赚一个算一个，拿现钱，不拖欠，虽说辛苦，可也不比他们在家做小生意少赚钱。至于以后，肯定是越来越不好干了，这点手艺，我看也就是到我这儿就完了。”
儿子打算去南方打工，他心里知道，如果跟着他一起出去耍猴，以后一定是没什么前途。
在过去，耍猴还没有这样被人轻视，那也是一门民间艺术。
耍猴人在一旁唱戏文，猴子根据戏文的内容，在箱子里找到对应的面具和戏服给自己扮上，跟着戏文表演。
但后来，因为人们更喜欢看人猴打架这样的杂耍，为了迎合观众，耍猴在最近的十几二十年间演变成了纯粹的闹剧。
猴子还是猴子，但猴戏早已不是当年的猴戏了，随着时代发展，也许他们就是最后的一代耍猴人。
虽然耍猴这种谋生方式经常被抵触和轻视，但老杨还是说，这个社会，好人比坏人多。
因为走过这么多城市，并不是所有人都不能理解他们，一些好心的居民看他们风餐露宿，会送来棉被和吃的，铁道职工怕他们冻伤，会请他们到屋里避寒。
在景德镇，有个16岁的女孩看完猴戏对他说：“老爷爷，你这一生给多少人带来了快乐啊！”
老杨听后，那天一路上都很开心。
2012年秋天，杨林贵去了江苏徐州和山东，这是他最后一次外出耍猴。
之后的时间，他租下了隔壁村的农家院，学习饲养和繁殖猴子。
第二年，马宏杰去他的猴场看他。
杨林贵拉一只猴子演了一出，可能是在地上蹲的时间太久，喊猴的时候，他的身体不自觉地往前倾。
这时，马宏杰才发现，杨林贵真的老了。
耍猴，是不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
耍了一辈子猴的老杨，可能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或许在他看来，耍猴更像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是一条活路。
靠着这条活路，收成不好的年份，家里的人没有饿肚子，挣的钱给家里盖了房子，供儿女念书，给他们置办了婚礼，还买了辆拖拉机……
对他而言，这就是最大的价值。
卑微到尘埃里的小人物
“耍猴”是不是份道德的职业，马宏杰没有给我们答案，他只是用镜头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快要消逝的群体的样子，一群从未被听见和看见的人。
这是一个关于“活着”的故事，活着不易，无论人还是猴都是如此。
这也是一个我们不曾拥有的视角，带大家去看看生活的真实面，这世界不止有好与坏、美与丑，还有更多的挣扎，而我们知道得太少。
在这本书的最后章节，马宏杰说：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地区贫富差距至今还很大。
我们每个人不能以自己生活的地区的生活方式，去理解另一个地区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很多生活方式是我们所看不到的。
在一个贫苦的地方，一个人能找到一种不违反法律和伦理的方式生存下来，能自食其力，就很不容易了。
贫穷考验人性，但这些不被生活善待的人，却懂得善良，也珍视善良。
再见了，耍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