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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的进击——城市竞争的中国局

此前我们回顾过,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起步阶段。相较于农村经济的大踏步变革(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兴起),城市经济的变化更多仍在局部领域(承包制、少数个体私营经济的出现、股份制的萌芽等),除广州、深圳等华南地区以外,大多数城市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松动,典型的如上海,仍是计划经济的堡垒。

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城市格局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剧变。

到南方去

“南方”,这个词在中国的语境中具有特殊的魔力。自改革开放以来,“南方”一词很大程度上并不代指秦岭——淮河线以南,而更多特指作为开放最前沿的广东。

在上世纪90年代,广东尤其是广州在中国经济中的相对地位达到了辉煌的顶点。1995年,广州GDP达到1259.2亿,已超出当时排在全国第四的天津300多亿,领先幅度达到30%以上。八十年代初期和广州经济总量属同一数量级的沈阳、武汉,此时的经济总量只有广州的一半。

广州和北京的相对地位变化,更可见一斑。1980年,广州的GDP只有北京的41%,而到1995年,广州的GDP已经相当于北京的84%。当时,香港的GDP相当于全中国的六分之一,广州——深圳——香港一线是中国经济的绝对高地。1997年6月,位于广州天河北的中信大厦落成,为当时中国第一高楼,更成为广州繁荣的象征。

广东的兴旺有多重原因。广东毗邻香港,大量港资引领了在广东投资设厂的风潮,外贸趋于热络,深圳尤其典型,1993年外贸出口即高居全国城市之首,这一地位到2017年已保持25年。而深圳的经济总量也在九十年代末期即排到全国第四,仅次于京沪穗三地。

而作为广东省城的广州,彼时的资源比深圳更为丰沛。绝大多数欧美大企业,彼时在亚太地区的营运往往以香港为中枢,作为距离香港最近且文化、语言相通的大城市,广州在吸引外资上得风气之先。以宝洁为代表,早期外资进入中国皆以广州为桥头堡。彼时,外资企业的收入和中资企业,有数量级上的差异,而聚集了大量外资企业中国区总部的广州,自然成为令“北方”(广东人将广东以北通通视为“北方”)钦羡的淘金热土。

而在文化上,广州也成为令全国瞩目的中心。以《广州日报》《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传媒机构自不必说,在唱片业等娱乐领域,广州的地位也不遑多让。广东是内地最早的流行音乐策源地,李海鹰等广州音乐人,也一时间叱咤风云。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广州唱片业达到其辉煌的顶点,彼时南国乐坛的“金童玉女”毛宁、杨钰莹即是典型,红遍大江南北。

苏锡常现象

1990年,广东超越江苏成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然而,单就城市而言,江苏乃至整个江浙地区,在九十年代之后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苏南,中国现代化的又一样板。1990年,苏州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成都位居全国第七,GDP已相当于江苏省会南京的115%。苏南的乡镇企业已经勃兴,支撑起越来越繁荣的县域经济。

进入九十年代,苏南开始狂飙突进。除了集体经济以外,外资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和广东更多仰赖香港资金不同,苏州和新加坡关系更加密切。1992年南巡后,新加坡即与中国洽商在华设工业开发区的事宜,到1994年,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正式起步,苏州老城以东到金鸡湖一线,拔地而起一座现代化新城,成为苏南现代化的地标。

在苏州工业园区之外,整个苏南地区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县域经济。苏州所属的昆山、太仓、张家港、常熟、吴江(已改区),无锡所属的江阴、宜兴,长期在百强县中居于领先位置。沙钢集团、海澜之家……这些县域孕育的上市公司,比之苏州、无锡城区也毫不逊色。而在新加坡商人之外,台商也青睐苏锡一带。1990年,上海浦东对外开放,上海开始摆脱八十年代的相对颓唐,而紧邻上海的苏州则成为产业外溢的一线,昆山即是典例,长年蝉联最受台商青睐的大陆投资目的地。

源于这样的背景,苏州、无锡对南京的经济总量优势越来越大。到2008年,苏州GDP已经达到南京的178%,无锡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就超越南京,并在此后一段时期,长期占据全国GDP十强的位置。

制造业构成苏南经济兴起的基石。但和广东相较,苏南除了外商投资的产业,相当制造业集中在重化工领域。现在许多人已不知道,一时名噪天下的华西村,其实主业也是冶钢。相较于广东的华为、格力、美的等,江苏省的本土制造品牌,的确要弱得多。

外贸城市的黄金年代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沿海地区以贸易见长的工业城市也迎来了黄金年代。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东部沿海地区以外贸见长的城市,相对地位迎来了蹿升。

在广东,佛山、东莞是广深之外的明星。1990年,佛山、东莞GDP还分列全国21位、27位,尚未进入全国二十强;到九十年代中期,佛山已进入全国二十强行列。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佛山、东莞发展进一步加速,到2005年两座城市分列全国第13、第16位。到2008年,佛山GDP已排到全国第十一位,仅次于四大直辖市,深圳、青岛两个计划单列市,苏南的苏州、无锡和广州、杭州两个省会城市,超过武汉、成都、南京等大省省会,达到相对地位的顶点。

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浙江,同样是外贸大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杭州和宁波经济总量持续攀升,杭州到上世纪末期只排在京沪穗深和天津、重庆、苏州之后,稳居全国第八,而宁波的排位攀升速度更快,1990年19位,1995年16位,2000年13位,2005年12位。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宁波经济总量紧随佛山之后位列第十二位,亦领先武汉、成都、南京等。

在北方,拥有大港,制造业和外贸发达的青岛,经济表现相当坚挺。自80年代中期开始,青岛一度跌出GDP十强之列,到1995年的全国排位已降到13位;但九十年代后期青岛开始发力,重回全国第十,超越武汉、成都等,2008年青岛甚至一度反超无锡,跻身全国第九位。

沿海地区外贸城市的崛起,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历史过程的缩影。

时至今日,在中小学的地理教科书中,中国的经济中心仍然是“上海”。但事实上,大多数人早已不再把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除了GDP总量高于北京以外,北京拥有比上海更多的大企业总部,更庞大的金融资产规模,更多的上市公司和新经济企业……

但这一切,并不是凭空而来。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和北京的差距远较现在更大。正如我在《八十年代的城市变奏曲》里面提到的,1980年上海的GDP是北京的2.24倍,这个差值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缩小,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早期,京沪两地的发展速度几乎持平,总量比值大体维持在5:3的水平。而广州的增速远远快于京沪,因而广州和京沪两地的差距都快速缩小。

 

但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北京的增长势头和上海、广州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北京的增速明显超过了上海和广州。1995年,北京GDP相当于上海的60%,广州的120%;到举办奥运会的2008年,北京GDP相当于上海的79%,广州的135%。

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业是最主要的产业部门,各地GDP的差别,主要就是工业产值的差距。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以金融等为代表的服务业,以IT为代表的科技产业,其地位日益吃重。北京高度聚集的权力、资源和人才,快速转化为真金白银的GDP,这缩小的不仅是京沪之间的总量差距,更反映京沪两地经济影响力的此消彼长。

附:1990年到2008年部分年份中国内地GDP20强城市排行变化,注:本表中1990年、1995年重庆数据据重庆直辖市统计年鉴,包括当时的四川省重庆市、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即后来重庆直辖市范围,不同于当时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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