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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硅谷”,还在硅谷?

一、遥遥领先还是差距拉大?

美国旧金山时间5月22日下午,我们走进位于硅谷腹地圣克拉拉市(Santa Clara)的英伟达总部时,他们刚刚发布了截至4月28日的2025财年第一财季报告——营收260亿美元、同比增长262%,净利润148.8亿美元,同比增长628%。这一惊人业绩再次震惊了全球科技界。

截至上周收盘,英伟达市值达到26190亿美元,在美国“科技七巨头”中,仅次于微软(31971亿)、苹果(29132亿),领先谷歌(21625亿)、亚马逊(18931亿)、Meta(12130亿)、特斯拉(5716亿)。如果以市盈率计算,英伟达高居第一。

对比中国目前已上市的科技企业,按上周收盘并以美元(或折合为美元)计算,市值排名前七的是:腾讯控股,4561亿;拼多多,2188亿;阿里巴巴,1965亿;宁德时代,1221亿;美团,926亿;比亚迪,841亿;美的集团,642亿。之后是网易(583亿)和小米(580亿)。人们熟悉的京东市值为463亿,百度为352亿。从市值看,微软相当于7个腾讯,亚马逊相当于9.6个阿里巴巴,谷歌相当于61个百度。

曾几何时,腾讯和阿里都是世界十大市值公司,市值压倒Meta和亚马逊,而今落后很多。今天在所有已上市华人科技企业中,跑在最前面的领头羊是台积电,市值接近8300亿美元,领先腾讯和阿里不止一个身位。

上周写完《下一个“中国”,怎样还在中国?》,我从浦东飞往旧金山。此行是作为正和岛全球标杆案例探访团的行程导师,和正和岛总编辑陈为以及30多位中国企业家一起,到硅谷和西雅图探访美国的顶尖科技企业。

原本想写一篇《下一个“美国”,是否还在美国?》,但题目太大,所做调研很肤浅,也不容易说清楚。总体上,如果和上世纪80年代从书本里阅读美国相比,和2000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相比,答案大概是No,我觉得美国在不少方面的“灯塔效应”已大不如前。

不过,美国自身的很多特质,如优越的地理环境、资源优势、移民文化等,“还在美国”,将会继续。同时,美国在关系到人类命运的若干前沿科技领域的优势依然明显。

在实地走访了微软、苹果、英伟达、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和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我的感觉是,中国主要科技企业的视角和事业基本还在国内,很现实,很眼前。而美国几家顶尖科技企业的愿景和思考角度不止于美国,还包括世界,人类,乃至宇宙。

下一个“硅谷”,是否还在硅谷?要想引领人类的科技发展与创新,需要有什么样的企业和环境?这样的探访和思考,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知趋势,认清自己,迈向未来。

二、黄仁勋、辛顿、李飞飞

英伟达总部大楼,从外形看是一个钢筋玻璃构成的大三角,从内部看像一座宇宙飞船,大量的会议室都是以《星际迷航》中的地点、天体、外星种族、星际飞船命名。

一片空旷的大厅刚刚布置成一个会场,接待者对我们说:“今天发了财报,明天上午是一季度公司大会,黄总会来讲话。”

黄总就是黄仁勋,他出生于1963年,1973年随父母和大他两岁的哥哥从中国台湾来到美国。他曾说,父母并不富裕,但辛勤工作,他也在寄宿学校清理过厕所,在Denny’s餐厅当过洗碗工、清洁工、服务员。这些经历让他懂得了努力和坚持的重要性。1993年,他与两位好友从开发一款能在个人电脑上实现逼真3D图形的芯片入手,创办了英伟达。

一位随团企业家说,他最佩服黄仁勋的是他已经做了31年CEO,还充满热忱,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心,且英伟达目前的60位管理团队成员,都直接向他汇报。

黄仁勋认为,简单的层级结构有利于把所有信息分享给团队中的每个人,让他们像交响乐团那样,共同奏响同一首曲目。每隔一周,这60人会齐聚一堂,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讨论。而当管理向下扩展时,则不是采取“1:60”的模式。因为随着层级增加,所需要的监督也会增多,经理们要承担大量管理工作,无法对应那么多下属。但在上面,黄仁勋坚持,60位管理团队成员都是其直接下属。

他曾说,“当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访问信息时,我们将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同推动公司的发展。这是赋权的核心。”

我来硅谷前,听上海的一位企业家谈起黄仁勋。他们刚在西雅图交流过。他说,黄仁勋最触动他的是,虽然有如此成就,但人很humble(谦卑)。过去黄仁勋早上5点醒来就起床,现在因为家里的两只狗总是在6点醒来,而任何震动都可能吵醒它们,所以他就在床上安静地阅读,等到6点再起床。

这位企业家说:“一个人,愿意为了某种东西克制自己,其实很重要。不少人就是在成功后眼里只有自己,最后造成了灾难。”

我们在谷歌参观,以及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AI实验室联合主任Pieter Abbeel教授讲课时,都听到了辛顿(Geoffrey Hinton)的名字。他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2018年获得了图灵奖。

2012年,辛顿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教时,和两个学生创建了一家专注于神经网络算法的公司。他们通过对数百万张照片的分析,打造了一个能识别常见物体的系统。其中一个学生叫伊利亚(Ilya),他后来成为OpenAI的首席科学家,并在那里工作了10年。

2013年3月,谷歌以4400万美元收购了辛顿的公司,当时他们所做的系统为后来的ChatGPT、谷歌Bard等大语言模型奠定了基础。

我对辛顿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他去年5月宣布从谷歌离职。理由是他觉得AI聊天机器人所带来的某些危险“相当恐怖”,担心AI会对人类构成威胁,担心通过利用AI,网络上会出现很多虚假图片、视频和文字,担心未来类似于“杀人机器人”的自动化武器可能成为现实,担心一旦AI通过阅读小说或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来学习欺骗他人,一旦具备了“欺骗”能力,也就具备了轻易控制人类的能力。

他在社交平台解释说,他之所以从谷歌辞职,是为了可以在不考虑对谷歌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谈论AI的危险性。

在离开谷歌后,辛顿继续做他感兴趣的研究。不久前他说,训练大模型需要耗费大量算力,为此可能需要放弃计算机科学最基本的原则,即软件与硬件分离。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硬件的丰富模拟和高度可变的特性,以实现“凡人计算”(Mortal Computation,有生有死的计算)

此时,软件的存在也依赖于硬件,就像人的智慧依赖于其身体的不可随意复制一样。但这又导致了一个新问题的出现,就是当具体的硬件损坏时,软件或者“学到的知识”也会随之消亡。怎么办?辛顿提出了“知识蒸馏”的概念,即把旧硬件上的知识用蒸馏的方式转移给新硬件,就像知识“从教师传授给学生”。

像辛顿这样的教授,他们思考的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都有很强的原创性和启发性。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为整个人类提前去思考问题的人。

也有科学家从校园走向产业界。有“人工智能教母”之称的李飞飞最近就从斯坦福大学学术休假两年,瞄准“空间智能”首次创业。她将“空间智能”定义为“从物体之间的关系中获得预测和洞察力的能力”。比如,你可以给机器人下达指令,“打开上面的抽屉,小心花瓶!”然后“大语言模型+视觉语言模型”就能从3D空间中分析出目标和需要绕过的障碍,帮助机器人做出行动规划。

她表示,AI对空间智能理解的进步,正在催化机器人学习,使我们更接近“让AI能与世界互动”的目标。

硅谷好像是一个加速器,让各种类型的聪明人在这里获得生命与智慧加速的力量。无论你选择什么方向,它都可以帮助你绽放最纯粹的向往。黄仁勋、辛顿、李飞飞这些人当然也都是“网红”,但他们红的原因,是提出第一流的见解和洞察,自然赢得关注。

而国内一些网红企业家,热衷的是挖空心思搞流量,为的是卖产品,变现,公关,却极少能提供有价值的思想。

三、好生态,就是尊重、信任与激励

斯坦福大学工程设计学院教授Barry Katz在为我们讲授《创新设计思维》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硅谷擅长激发创意而中国擅长执行落地?

他认为从地理条件看,硅谷在学术研究、企业研发到消费者之间的路径很短;从人文条件看,戴森(Dyson)创始人到硅谷时说,硅谷就像200年前工业革命的爆发地曼彻斯特,人人彼此都认识,随时可以找到他人,帮助解决问题,进行合作;从创业环境看,硅谷崇尚车库文化,崇尚无人指挥的自由与平等。

具体来说,硅谷创业生态系统有八大支柱:可及的市场,人力资本,资金&融资(全美风投资金的50%都投向这里),辅助系统,政府&监管,教育&培训,大学作为辅助剂,文化支持。

关于硅谷文化,黄仁勋不久前在一次对话中说:“当我创立英伟达时,只有29岁。那时,我去与律师事务所和风险投资公司打交道,常常会因为自己的年轻和缺乏经验而感到不安。因为当时的大多数CEO都穿着西装,打扮为成功人士,说话像成年人,他们使用专业词汇,谈论商业之类的事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硅谷的文化逐渐变得更加包容和开放,年轻创业者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和支持。现在,如果脸上没有青春痘,我认为你不值得拥有一家公司。我们必须让年轻人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因为他们能够成就非凡。”

谷歌的一位产品总监告诉我们,谷歌充分信任员工,赋能他们自主权和决策权,避免过度精细化的管理;鼓励开放式沟通,鼓励员工追求自己的想法,拥抱非传统思维,敢于挑战假设、质疑现状,快速行动,测试想法,并根据反馈调整。在谷歌,员工有20%的工作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这次碰到的好几个年轻人,都主动谈起他们除了完成谷歌工作外,还做了一些什么“副业”。

有的个人项目,谷歌还会给予资助,也有创业者选择将创业公司出售给谷歌。谷歌还给员工提供了难以想象的福利,比如,因为有免费美食,随时想吃就吃,很多新员工加入后体重会增加15磅,这被称为“Google 15”。

因为有这样的环境和文化,硅谷成为年轻人热衷创业创新的“梦之地”。今天硅谷很多商业领袖都是移民,如纳德拉、皮查伊、马斯克、杨致远、黄仁勋、苏姿丰、袁征、谢青(飞塔信息)。他们并非天生如此,是硅谷让他们变得如此。

2020年,外卖网站DoorDash在纽交所上市时,创始人之一、1985年出生于南京、4岁随家人移居美国的华裔年轻企业家徐迅,把当年父母在美国打拼的经历写在了IOP招股书的开篇。他写道:DoorDash今天的存在,就是为了让那些像我妈妈一样怀揣着梦想来到这里的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让梦想成真。

我们在硅谷和西雅图的科技公司以及硅谷创投社交晚宴上,见到了许多和当年的徐迅一样,来自中国的充满梦想和奋斗精神的年轻人。一位在谷歌工作,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年轻人说,他所在的小组70%的人来自中国大陆,他认识Sora团队的人,至少4~5人来自中国。伯克利AI实验室的Pieter教授也和三个学生创立了一家AI公司,他们都来自中国。

中国并不缺少年轻有活力的人才,他们是中国的希望,他们中的一部分来到硅谷,也在助力硅谷的发展和人类科技前沿的无边界探索。

科技高地、科创中心的形成,人才密度和人的能力的发挥程度,是关键。要长期吸引人才,激发人才,环境至关重要。环境在,人就在。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投资家、大学、公司、政府、社会组织……当这一切交融到一起,当企业家精神、人类意识、资本、开放与信任,极致地交汇起来,创新就会水落石出,并长盛不衰。

最终,你追求什么,就成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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