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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后,我在武汉“扫街”:教人开店,帮助城市复苏

2020年只剩三分之一了,但一场疫情,仍像悬在头上的剑,让所有人担心未来。

疫情也按下了时代的快进键,它让所有人都意识到:数字化的重要性。

疫情阴影下,那些会用外卖、电商、直播、消费券的小店,抗击打能力要强大得多。

另一群人,则落在了时代之后:中国还有5亿不会用智能手机的人、2亿不曾接触网络的老人,他们之中,就有许多小店的店主。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的是一群“小店规划师”:

这个行业在武汉诞生并推广至全国。疫情最严重时,“小店规划师”们教店主开通外卖、做无接触点餐,帮小店挺过难关。

疫情后,他们则通过小程序、数字营销、支付宝消费券等方式,让小店迎来重生。

但能实实在在地,帮助那些散落民间的小店,则是这件事带来的更大成就感。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一天4万步、“扫”100家店,就为了每个小店能有复苏的机会

王静,女,小店规划师

熬过了疫情后,武汉街头又开始熙熙攘攘,人们努力让生活回到轨道。

而作为武汉人之一的我,在干的或许是他们之中,最辛苦的一份工作。

每一天,我都要在热到发烫的街上“扫街”。武汉市中心全部是楼房,没什么绿化、又是高楼,地面温度起码40度。

最忙的时候,每天跑10个小时、拜访100家店,一天的步数最多达4万步,遥遥领先朋友圈的其他小伙伴。

这份工作叫“小店规划师”,不仅考验体力,也挑战耐心。我每天的日常就是教店主用二维码、开通外卖、发消费券…

武汉的夏天堪比“火炉”,没有最热,只有更热。所以,每次扫街回来,我的衣服都会被汗水浸透、渗出白色的盐渍,人也黑了一圈。

但看着街边小店又重新热闹起来,我也很开心,毕竟,这样武汉就离完全复苏更近一些。

疫情严重时,我和无数的武汉人一样,一共困了68天。

印象最深的感觉,就是绝望。当时我就觉得,不能这样,人要做点事,日子才会有盼头。于是我们一家人,就每天轮换着出去做志愿者——帮小区送菜。

封城前3天我还在跑客户

熬到4月,大家终于能出门了。我公司也新增了“小店规划师”的岗位,我因社区送菜对街道、门店都比较熟悉,顺理成章地成了武汉第一批小店规划师。

疫情时的封城,加速了数字化的进程。一个冬天过去,每个武汉人手机里都至少有五个社区群——用来团购蔬菜。

虽然如今疫情消退,但大家对网络却更依赖了,而这对大多数商家来说,也成了复苏最重要的入口。

“扫街”期间,我得知一家小区里的餐厅,因社区封闭,外面的人没法进来,小区的人则都在家做饭,餐厅一天也没几笔生意。

那成了我第一个客户,后来我每周都要去那里2~3次。我一张张帮他扫描菜单、上传菜单,建了个外卖系统,并帮忙把链接每天发在小区的群里。

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是方便了,但对老人来说则生活变得“困难”了一些——他们眼神不好、腿脚不好、还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当新技术涌进来,他们只能无奈地落在后头。

我曾遇到过一个在菜市场卖菜的老太太。现在很少有人在身上带现金,而她又不会用手机,生意都被那些可以提供手机支付服务的商家抢去了。

我帮老太太申请了新的支付宝二维码和一个小音箱。此后,每一笔付款,都能发出“叮”的一声并报出数字,老人就知道:钱收到了。

还有一个开卤味店的60岁阿姨。她的店生意很好,每次见她,她都忙得晕头转向。但当我去店里回访时,却发现老人连租金都快付不起了。

原来,店里的二维码是儿子申请的,所有收入都直接打到儿子账上。而他从不来店里帮忙,老人每日的辛劳都成了儿子挥霍的资本。

于是我向公司申请,以老人的身份证重新办了收款码。现在只要看到我路过,老人家就会开心地招呼我坐下,还送我一堆卤味。

这些都是我们的“举手之劳”,但对他们来说,却非常重要。

我曾拜访过一家兰州拉面馆,老板的小桌上摆着一块“抗疫先锋”的奖牌。

疫情期间,他带领着伙计免费给雷神山医院送餐。这一送,就是好几个月。

武汉的每一个小店,都在疫情期间付出了许多。只要能帮助到他们,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自豪和开心。

海归后回武汉“扫街”,虽然辛苦,但我很骄傲

耀文,男,小店规划师

很多人都奇怪:你一个海归,为什么干“扫街”这么辛苦的工作?

我本科在华中农业大学学城市规划,毕业后去了深圳一所建筑师事务所。干了两年,考上了美国的公立常春藤学校大学之一,佐治亚大学。

毕业后,我继续留在美国工作了3年。

很多人都觉得,这挺让人羡慕的,但我干得越久,心里越明白:我没跟上时代…

当时我在美国做数字化相关工作。但美国的数字化和中国相比,缓慢而笨拙。

我那时候的工作是帮旧金山唐人街的小店建立网站。最开始,我很有干劲,跑了800多家店了解产品和需求,再帮他们建网站。

2015年,美国的网站还和中国PC时代的差不多:灰底白字,简单地按照女装、鲜食、外卖来分类。

美国唐人街小店的网站导航页,与中国电商网站相差很远

此外,点击进入后,不仅没有客服,也没有评论区,一副“你爱买不买”的样子。最后有些店主甚至懒得运营,直接关掉了网站。

当地的店主告诉我,他们之所以建网,只是希望有人能搜索网站上的电话,让他们来的时候不会迷路……

有些小店网站只挂了2件商品

干了3年多后,我越来越沮丧,觉得建网站根本帮助不了店主的线上销售。

而与此同时,国内的情况已经突飞猛进。印象最深的是,过年回家时,我发现老家那边一部手机,一个支付宝APP,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网购、外卖、打车、理财…

虽然美国很多方面都很发达,但那都不属于我,我所在的行业还停留在十年前的发展水平。于是,2019年,我决定回国。

选择做一名武汉的小店规划师,一是离家近,照顾父母更容易;二是相比北上广,武汉的数字经济,还很有潜力。

最开始,我也是“扫大街”,一家一家地跑:菜市场、早餐店、烧烤摊…

武汉保成路夜市

先从月流水10万以下的小店开始,做最基础的活儿,帮他们开通二维码收付款、外卖系统、自助点单系统…

慢慢的,我开始转型,进入商圈和连锁店,开拓一些月流水10万以上的“腰部”客户。

这时,能帮小店做的就更多了:小程序、小额贷款、支付宝消费券…几个月后,我的业绩,也排在武汉的前几名了。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份工作每天在街上跑,累,脏,像房地产销售。但真正了解,我才发觉这工作的价值和有趣。

这份工作的平均年薪能到20万左右,而在一些小城,我知道还有的人能做到年入百万。

此外,现在这工作离小店近、离科技更近,用科技帮小店,是我特别愿意去琢磨的一件事。

“扫”到一个老婆,我沉淀了自己的“扫街”方法论

柯萌,男,小店规划师

我是1996年出生的“小店规划师”。

我的同事大都是95后——因为得对互联网科技足够熟悉。但这工作并不是所有95后都能做,因为它非常辛苦。

今年1月20日,我就因为疫情被困在家里。但不能出门的时候,我们也没闲着,每天挨个给客户打电话,远程视频,教他们用支付宝、开通外卖系统。

当时有个生鲜店经营困难。当时大家都无法出门,我就想办法用小程序,帮店主搞配送、维持生意。

但问题来了,结算需要打印机,这是在平时特容易搞定的事儿,但当时搞一台打印机就跟找战备物资似的。

后来,我帮店主在网上买了台打印机,用顺丰运到武汉,再托朋友运到小区门外,隔着栏杆,气喘吁吁地递给了店主。这才算解决了问题。

后来,武汉解封了,我们的工作也恢复了常态。

现在,我每天都是先坐轻轨,再换公交,从起点站到终点站,穿越整个武汉。每天早晨8点出门,晚上10点才结束扫街,回家。

扫街的时候常顾不上吃一顿正经的午餐,饿了就随便在超市买个面包、水果,趁着这个机会也可以和客户聊聊业务。

我算得上是小店规划师里的“老鸟”,现在还沉淀出了一些找客户的经验:

第一步,先聊天。把自己当做消费者,亲自体验店里的购买流程,找痛点,再拿相应的产品服务去和店主沟通。

第二步,把自己做好的成功案例说服周边的店铺。比如一个支付宝刷脸支付的机器,我会先推给客流量最大的早餐店,等周围的店主过完早,一般都会打电话过来问我如何安装。

这期间,我也遇到一些困难:武汉人嗓门大,性子急,遇到不会用,就直接吼。我性子急,也会怼回去。

有时在外人看来,我们是在吵架,其实我们是在沟通业务。

疫情把人们衣食住行都逼到了线上,但也因此诞生很多新机会。总有人跑在前面,有人跑在后面。后来者不懂,我们去负责去教。

进入这行一年后,我还意外收获了一个老婆。

当时我正在做一个开网吧的客户,我承包了他的数字系统。沟通下来,他觉得我很靠谱,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我。

现在我们已经领证了,本来打算5月办酒席,因为疫情,10月准备补上。

我从小在武汉长大,一直都觉得武汉是个有人情味的城市。有句武汉话,叫:“冇得几大个事”。

等每一个小店都热闹起来的时候,武汉也就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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