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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随着整形市场日益扩大，手术中的风险日益显现。镜子是一家三甲医院急诊科的医生，从业期间见过许多令人唏嘘的生离死别。这一天，她的科室里来了一个特殊的病人。
1
急诊科医生最怕遇到什么病人？
自然是危重病人和年轻病人。相信很多同行都深有体会，尤其是危重的年轻病人，更是让人难以面对，因为除了对患者遭受到的伤痛感到遗憾难过之外，亲友们浩大的声势也让我们应接不暇。
他们往往被亲人朋友焦急地簇拥着送进来，插上各种管子和仪器送进急救室，陆续赶到的家人守在门外，死死拽住匆忙进出的医生，想要从他们的眼神里攥出一点微薄的希望来。
所以我面对这个跨省送来的病人的时候很是诧异，她身边跟着的不是父母亲人，而是医生和警察。
警察不同于交警，在抢救间看到警察，一般只有严重的刑事案件。
我打了个抖，想起上月那个被女友前夫捅成马蜂窝的病人，赶忙走上前，掀开布单，患者是个包满了纱布的年轻女人，身上纹着一片造型奇特的藤蔓。
藤蔓从肩头一直延伸到胸部，形状很艺术，葳蕤的藤蔓衬着苍白得毫无血色的皮肤，与染成火红的头发交织在一起。
女子身上有多处伤口，虽然存在大量血性渗出物和淤紫，但的确不是锐器伤，更像某种微创手术的针孔。
我松了口气，总算不是又一桩家庭惨案，但看到救护车转运单上一行潦草的字，我又悬起了心。
“心肺复苏术后。”
在我的认知里，这句话后面很可能跟着“预后差”三个字。我看着在跟主任交谈的警察和一直沉默的陌生医生，猜想这是个什么样的病人，转送上级医院为什么还需要医生陪同？
陌生的男医生看起来年龄并不大，也穿着白大褂，但是胸前并没有任何医院的标志，也没有佩戴胸牌。他低头不看任何人，只盯着插着管的病人，但他实在个子太高，即使低着头，我依旧发现了他脸上的紧张和不安。
他不断地一下一下捏着球囊给患者做辅助呼吸，我示意他帮忙把床推到里面，一手接过球囊替他继续捏。
图 | 简易呼吸球囊
然而没捏两下我就瞪大了眼睛。
漏的？！
“这球囊是你带来的？为什么不用便携呼吸机？”我一边努力控制着表情问他，一边迅速把病人推到床位边赶快找呼吸机。
“有这个就用这个了。”对方很抵触跟我交流，敷衍得不要太明显。
我压住火气继续问道：“你用之前都不检查一下？这球囊是漏的你居然捏不出来！”
天赋异禀的我嗓门巨大，想到这样一个刚刚复苏成功的病人居然一路用个漏气的球囊转送，心头的火就蹭蹭往上蹿，声音不由更大了一些。
不远处的警察闻声过来，那男医生猛地把球囊拔下来扔到一边，一旁的护士赶快接上了呼吸机。
“怎么回事？”闻声走过来的警察往旁边一站，我汹涌的气势瞬间没了一半，我缩缩脖子，伸手指了指对面那个一句话也不肯多说的男医生，“我只知道患者用的呼吸球囊是漏的，剩下的问他。”
警察低头在纸上写了点什么，那人似乎犹豫了一下，总算开口，“我只是麻醉师。这个病人在我们那做抽脂，术后醒得挺好，但一直喊疼，我们就给用了镇痛泵，用完回病房没几分钟病人就突然昏迷了，血压下降呼吸消失，口唇青紫，立即行气管插管，使用……”
他顿了一下，眼神不由得扫了一眼丢在一边的球囊，“使用简易球囊辅助呼吸。”
我翻了个白眼，简易球囊这种东西一般是给院外抢救或者短距离转运的病人用，院内抢救理论上都是使用呼吸机保持通气，插了管还不上呼吸机，居然一直用球囊捏，球囊还是漏的，这病人能活着进来已经很不可思议。
我总算明白麻醉师的焦虑以及为何会出现警察，原来这有可能是一场医疗事故。
野鸡麻醉师低着头，瞄了一眼患者脸上的纱布继续说：“后来患者心率下降至20次每分，血压氧饱和测不出，给与阿托品、肾上腺素、尼可刹米等药物治疗，同时给予胸外按压和升压药物，5分钟后心率恢复，血压70/40，氧饱80%，与家属商议后呼叫救护车转送上级医院。”
我看了看救护车的单子，万幸的是救护车上备有便携式呼吸机，要是转运途中的这20小时也一直用那个漏气的球囊，病人说不定没到收费站就凉透了。
见他讲完，警察点点头接着转向我，“病人目前情况怎么样？”
我查看了一下监护仪上的各项数据，“很危重，生命体征很差，深昏迷说明中枢受累，综合之前的缺氧经过，很可能有缺血缺氧性脑病和其他严重的脑损伤，其余问题要等各项检验报告出来以后才能确定。”
我低头检查她面部和胸部的大片敷料，十分肯定地说：“这不像只做了抽脂的样子，一定还做了其他手术，你详细说一下，她都做了哪些项目。”
两道目光再次转向麻醉师，这个野鸡医院的麻醉师愣了一下，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旁边的警察，警察扫了一眼，目露惊讶，之后收回目光，“我不懂，给医生看吧。”
一排手术名称看下来，我也不禁感叹，这姑娘……很能折腾。
病人名叫周卉，29岁，于x省某整形医院行美容整形手术，何止是抽脂，这台手术包涵了胸部假体植入，上臂、大腿及背部抽脂，耳骨隆鼻，额部脂肪填充，双侧脸颊脂肪填充，手术时长超过8小时。
这还不止，报告上记载的既往手术史还包括一次隆鼻、缩鼻翼、开眼角和双眼皮手术……着实是个大工程。
“镜子，去看一眼7床。”主任在前台喊着，我转身要去处理，警察拽住我，“麻烦稍等一下，现在能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问题吗？”
我只能摇头，“这不好说，各项报告还没出，可能的原因很多，即使有了报告也很难绝对地确认，目前最可能的原因是抽脂过程中导致的肺栓塞。”
对面一直宛如自闭的麻醉师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反驳，我拿起床头的检查申请交给师姐带出去，之后赶紧跑去找7床的病人。
2
忙完7床的事情，我去查看新收病人的检查报告，发现果然血项和各种电解质已经一团糟，患者出现了严重的复苏后综合征，不仅出现了缺血缺氧性脑病，肝功和凝血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
同时还伴发蛛网膜下腔出血和脑水肿，ct显示还存在胸壁皮下气肿，肺部已经出现感染，有创伤性湿肺的可能。
我打开广播想呼叫家属，还没张嘴，就看见等待谈话的人群中有三个打扮时髦浓妆艳抹的年轻女人正坐在一起大声交谈，在周围一群低头抹眼泪的人中间衬得格外显眼。
“周卉的家属？”
“在这里。”三个女人起身迎上来。
能一眼就猜出她们是周卉的家属一点都不奇怪。这三张脸上是无一例外的欧式大双眼皮，尖而有点前凸的下巴，高耸的苹果肌，一个女子左臂上纹着一枚小巧的文身，和周卉身上的有些相似，但没有她的那么张扬。
另一个微胖的女子，眼睛大得和瞳仁不成比例，走近时能看见内眦处泪阜基本都露在外面，给她开眼角的应该是个狠角色。
“我们是周卉的朋友，她家里人还没赶到A市。”其中个子最高的女人对我说，她穿着黑色渔网袜，脚踩恨天高，我半倚在桌子上，抬头才能看到她的脸。
“你们在也可以，不过在家人到达之前，你们要先替她签字。”我坐到电脑前打印了四份资料，急诊抢救间告知、外出检查同意书、病危通知书和授权委托书——传说中的抢救间素质四连。
几个女人围着读纸上的内容，读着读着开始露出复杂的神情。文身女子抢先撒手往后退了半步，微胖女子紧随其后，个子最高的女人站在中间，手里拿着一叠纸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
我有些想笑，想到里面那个正靠呼吸机吊着、全身苍白浮肿的年轻女人，又觉得嘴角沉得抬不起来。
我对上那女子的眼神，她僵硬的表情显得更加尴尬，看一眼旁边的小姐妹们，想了想还是硬着头皮把文件放回桌子上。
“我们不是她的家人，只是跟她认识，出事的医院联系了我们我们才跟来的，这么严肃的字……我们签不太合适吧？”
“只要签了授权委托就是治疗期间的合法代理人，不是家属也可以，”我盯着屏幕，不看她的表情，一边写病程一边努力板着脸，“没有人给她签字，我们就不能做任何治疗措施，她在这里就只能等死，你们要考虑好。”
图 | 医院授权委托书
听到等死两个字，三个女人明显紧张起来，挤在一起互相看着不说话，我继续缩在屏幕后面说：“血滤的仪器已经推进来了，再多拖一会儿说不定她马上就要多器官衰竭了。”
这样的场景我见过太多，谁都不敢负责的时候，只能尽量吓唬这些关系相对疏远的亲友先给病人签字，毕竟拖延病情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直系亲属赶到后他们绝对不好交代，大部分人最终都会硬着头皮签字。
我很笃定，这样的压力她们扛不了多大一会儿。
果然，挤在一起嘀咕了半天以后，微胖女子在高个子女人身后轻轻推了一把，那高个子慢吞吞地上前，拿起了那叠文件。
“那我来签。”
我抬起眼皮瞅瞅她，递了一支笔过去。
趁她签字的工夫，我开始问一些关于患者的信息：“患者是哪里人？平时做什么工作？”
“周卉是x省人，一直住在本地，平时是做直播的，在平台上混的还行，但一直不怎么火”，文身女子翘腿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有一句没一句地答，“以前就整过，但整完也没火起来，这次就想多花点钱搞回大的，没想到给弄成这样。”
“大夫，你说她为啥抽个脂就这样了，这手术还能做吗？我以后肯定也是要做的，不知道出危险的概率大不大啊？”微胖女子挤过来坐在桌子前，上半身趴在桌子上，做了精致美甲的手无意识地捏着胳膊上的一点赘肉。
其实她并没有多胖，只是穿着紧身吊带和小短裙，这种打扮本来就很考验身材，身边的两个同伴又高又瘦，自然显得她不够窈窕。
“具体原因很难说，是手术就有风险，从麻醉意外到操作问题都可能导致危险，但正常情况下概率很低。”
我保存了病案，收起签好的同意书，接着说：“单说抽脂手术，它的原理本来就是用各种手段把脂肪打碎再吸出来，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细小的脂滴，同时也会造成细小血管的损伤，如果脂滴恰好顺着局部被破坏的小血管进入血液循环，就可能黏附在一些地方，在某次活动时脱落，顺着血液循环堵塞在肺动脉的某些分支造成肺栓塞。”
三个女人的表情从吃惊逐渐转为恐惧，微胖女子的眼神尤其惊恐，“抽脂……抽脂也能要命的吗？”
“这种风险并不高，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做完也好好的，但这种可能性是肯定存在的，一些不当操作也会使风险加大，想做手术之前就要考虑好风险。”我看着面前的微胖女子说，“这手术确实能瘦，但有时候瘦的太容易了是会上瘾的。”
三个女人安静下来，我起身出门，推开门时正巧之前那位警察也推门进来，看见我礼貌地打了招呼，“你好，我想找家属了解一些情况。”
“没问题，请进。”我笑笑，赶忙离开了谈话间。关上门，却发现之前那个麻醉师也站在门口，想来是刚跟警察谈完话。
他有些局促不安，连续的折腾也搞得双眼青黑一脸憔悴，此刻神情显得很焦虑，我礼貌性地朝他点点头，直接打算走开。
“病人现在怎么样了？”对方拦住我，声音很低，我看着他没有挂胸牌也没有印医院标志白大褂，莫名生出一种不悦。
“不怎么样。血气生化指标一团糟，刚叫了床旁血滤。”我翻着病历里的检验报告正想拿给他看，那人却疑惑了一下，“血滤？”
“血滤怎么了？”我不解。
“血滤是什么？”
我感觉怒气顺着血液直接顶到大脑，大声地呵斥：“你是大夫，啥是血滤你都没听过吗？”
图 | 血滤机
只要是正经毕业的医学生，都应该经过全科轮转，即便没见过没用过，已经独当一面的医生也不该没听过血滤吧，这样怎么做医生？
被我这么一吼，男人脸涨得通红，面色十分尴尬，我不想再跟他说话，径直走进了抢救区。
3
直到下班之前，我没有见到患者的家属。
周卉的三个朋友告诉我她父亲还在世，家里还有三个姐妹，周卉排老二。一整个晚上我都在忐忑，想着下班之前会诊医生的话，猜测她是否能坚持到亲人的到来。
第二天一早舍友张悦下夜班回来，还没脱鞋就在门口喊：“你们知道吗，昨天白天镜子收的那个网红……”
我从椅子上弹起来，急急迎上去问，“还活着吗？”
张悦一愣，“还活着呢，你急什么！我是说那个病人的家属，姐妹俩从外省赶过来，刚到医院就把跟到咱们医院的那个麻醉给揍了，嘶……挠的脸上好大一道印子！三个保安才给拉住！”
我松了口气，接着给张悦讲了球囊漏气的事和那个没听过血滤的野鸡医院来的麻醉师，张悦听完柳眉倒竖，“活该挨揍！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医院？”
张悦直接去某搜索引擎查询那家医院，发现排名靠前的几条全都是广告，内容都是鼓吹自家引进国外各种先进技术，对抽脂、自体脂肪填充等等的介绍更是用上百分之百安全、有效不反弹、无并发症这样的形容，看得张悦直翻白眼。
“真敢吹，就是我们医院做也不敢说百分之百没有风险，这是哪来的野鸡医院？这都敢往上写，不算虚假广告吗？”
我没有说话，心知她没有夸张，按周卉现在的情况来看，即便能捡条命这辈子也很难醒过来——中枢损伤太严重了，脑水肿冒着出血的风险用上甘露醇都没能缓解，除了支持性治疗，所有科室都无计可施。
而传说中的植物人，对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巨大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电视剧里的奇迹，大部分医生的职业生涯中，一辈子都难得一见。
等到上了夜班，我总算见到了那对传说中的剽悍姐妹——周卉的大姐和小妹，她们跟晚上才到的父亲坐在一起，三位网红脸女士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父女三人坐在一条长椅上，年龄大一点的女子看起来三十多岁，长相普通，显得略有些衰老，穿着普通的白色T恤，年龄小的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年纪，穿着粉色长款荷叶裙，正窝在姐姐腿上呜呜地哭。
检查了病人的情况，我心情又沉重了几分，患者已经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脑水肿完全没有好转甚至出现了中枢性尿崩症，从所有资料上我看不到一点点好转的迹象和可能。
会诊单上“脑死亡可能”几个字彻底掐灭了最后一丝希望。
4
打印了病情介绍，我示意父女三人过来谈话，老人似乎一条腿不太好，被大女儿搀着跛着脚走过来。
“谁是新的委托人？要签个字。”
“我，我来签。”周卉的大姐连忙接过纸笔，扫一眼内容就签了字，接着抬头，神情恳切地望着我：“大夫，我妹好点儿了没有？”
我攥紧了病历本，尽可能保持着平静的语气说：“脑水肿进一步加重，多器官功能衰竭，脑电图持续12小时以上呈静息状态，不排除脑死亡。”
我每说一句，姐妹两人就严肃地点一次头，老人浑浊的眼望着我不说话，最后“脑死亡”三个字出口的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眼底犹如雪崩般的悲痛。
短暂的静默后，周卉的小妹撕心裂肺地哭喊出声，老人蹲在地上抱住了头。大姐是三人中相对最镇定的一个，拽着妹妹的手问：“除了我小妹，我们姐几个都没什么学问，二妹做直播之后挣了钱，尝到甜头才来做这手术，怎么就把命都搭进去了……她这么年轻，以前啥毛病都没有，好好的人怎么就要死了？”
这个问题让我一时语塞，同样的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几次，但这一次面对周卉的家属，有些事情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尤其是关于之前那位野鸡麻醉师和医院的问题，或许交给警察去处理应该更为妥当。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抽脂手术本身也存在风险，关于病因的问题我们目前不能确认，而且现在还没有确定脑死亡，需要等完善了脑血流图和呼吸激发实验之后才能确诊，但无论是否脑死亡，预后都很差，要做好病人很可能醒不过来的准备。”
“大夫，我闺女还小，不能不救她啊，你一定得救活她……”老人蹲在地上拽住我的白大褂，不断地向我哀求。
我心里一酸，赶紧把老人扶起来，“我们一定会尽力的，但结果我们无法保证。”
他略略泛黄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抓住我的手始终没有松开，一字一顿地说：“让我进去看一眼吧。”
我迟疑了，抢救间由于收治的都是危重病人，是少数不允许家属陪护的病区，每天只有中午11点有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但老人半夜才到，看样子是没有赶上。
患者的小妹也揪住我另一边衣服，哽咽着说：“大夫，你让我爸进去看一眼，他就看一眼也不干什么，再不看万一来不及了……”
我看了看抢救间的侧门，咬了咬牙同意了。
这是违反规定的事。可结局已然无力回天，我仿佛已经看到患者死亡时的场景，面对这个陷入绝望的父亲，我实在无法开口拒绝，剥夺他跟女儿最后见面的机会。
“只能进一个人。”我示意患者的父亲跟着我不要出声，给他拿了口罩，悄悄刷开侧门，带他绕过前台，走向周卉的床位。
图 | 抢救室
她看起来跟昨天送进来时并没有多大差别，只是从监护仪和报告单上或飙升或跌落的数字上能察觉到她的生命正在迅速流逝。我后退一步，把空间让给这对终于相逢，却注定很快就要生死相隔的父女。
老人缓缓地扒住床挡，一手握住周卉插着留置针的左手，另一只手理着她的头发，手和身体都在不停地颤抖，口中嗫喏了半晌，突然爆发出一声沙哑的哭喊，声音像粗砺的沙石被痛苦裹挟着，磨得人心头一痛。
我慌忙扶住他，想赶紧带他出去，老人青筋凸起的手死死拽住床板，旁边的呼吸机被震得直晃。我不敢用力拉扯，闻声赶过来的护士长见状气急败坏地问：“这不是探视时间，谁放人进来的？快把家属带出去！”
两名护士赶紧过来帮忙掰开老人的手，老人凄厉地哭嚎，几个相对轻症的病人被惊醒，从床上伸过头往这边看过来。
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把老人带出抢救间，我转身刚进门就挨了护士长一顿骂，只好乖乖认错，“对不起，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想不出如果真有下次，我还会不会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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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夜，周卉的家属都坐在谈话区外的长椅上，两个女儿哭肿了眼互相依偎着，周卉的父亲则像一尊石像，和昏暗的夜灯一起沉在走廊角落的阴影里。
我几乎不敢在谈话区出现，只要我一露头，三人就会迅速站起来扑到窗口，而我没有任何能够带给他们哪怕一丝希望的消息。
警察同志再次露面的时候是第三天的早上，一整个夜班过后，筋疲力尽的我有气无力地和他打了个招呼，就在椅子上死狗一样瘫下。
他自然是来问周卉的情况的，我指了指电脑屏幕上最新的会诊记录，手指在“预后极差”四个字上过了过，“基本上没戏了。”
他摇摇头，说了句“辛苦了”就转身离开。
眼皮还在打架，我支住头，点了一下刷新，周卉的结果出来了：确诊脑死亡。
我瞬间清醒起来。明明意料之中的结果，可确诊后还是超乎想象之外的沉重。我打印了报告拿给主任，他看着报告沉默半晌，“告知家属吧。”
我走向谈话区，天已经亮了，等候的家属渐渐多了起来，那一家人依旧在之前的位置，老人还是之前的姿态坐在一边，大女儿靠在墙上小憩，小女儿正用手机快速打字。
老人首先看见了我，赶快叫醒女儿，三人起身围过来。被这样的眼神盯住，我仿佛觉得被掐住了脖子，“确诊脑死亡”几个字在喉咙里不上不下吐不出来，几乎要憋出眼泪来。
我避开他们的视线摇了摇头，终究没说出话，只把通知单递过去，等待着比前几次更为凄惨的崩溃。
静默半晌，周卉的姐姐拿起笔签上了字，放下纸笔后她问我：“脑死亡，就是已经死了是吗？”
我想摇头，又怕对方误会，只能仔细解释：“脑死亡是指脑组织完全失去功能，包括大脑小脑和脑干的各个部位，所以脑死亡患者会失去自主呼吸等基本功能，只拥有自主的心跳，但离开呼吸机呼吸就会停止，而且这种情况是不可逆的，所以她没有完全死亡，但永远不可能醒过来。”
图 | 手术用多功能麻醉呼吸机
我拿出另一份放弃治疗同意书，“也可以选择撤掉呼吸机，什么时候决定了，就签了这个吧。”
“签。”
患者的父亲忽然说话了，他看着那份放弃治疗撤掉呼吸机的同意书，整个木僵僵的，又点头说了一句，“签。”
小女儿低头抱住老人的胳膊，鼻子里传出呜咽声。大女儿拿起那张签字单，一眼都没有看，直接在落款签下自己的名字递给我，她的手颤动的厉害，努力了几次都没能盖上笔帽。
我捏着两张薄薄的纸，走回周卉的床边宣判她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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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掉呼吸机的过程，没有人说话，管子拔掉那一刻，她的胸廓结束了最后一次起伏，之后彻底陷入沉寂。
我轻轻揭开她脸上有些松脱的纱布，手术创口下，是一张苍白肿胀的脸，让我有些无从想象她本来的模样。
掀开被子，撤掉她身上心电监护，我又看见那片美丽的纹身。图案上的藤蔓迤逦着，延伸到左胸靠近心脏的位置，跟火红的头发交织，像是有生命般缠绕在她心头，纠织成网。
我离开周卉，回到谈话区找她的家属签署死亡通知单。他们已经不在那个角落，三人围在另一处，中间是那位警察。
我终于不用再承受家属全部的目光，我拿着签字单对警察示意，他点点头，周卉的姐姐走向我，麻木地拿过笔问：“签什么？”
我递过那一小叠纸，她再不像之前那样签一张问几句，一溜迅速地签下来，到了尸检同意的一栏，稍微停顿了一下，很快郑重地写下“同意”，之后把笔塞回我手里，快步回到警察身边。
我收好文件回身，余光看到侧面的铁门打开，一张床从里面推出来。
他们停止交谈，周卉的父亲缓慢地走向床边，用单子盖住的床继续向前推进，老人示意两个女儿回去，大女儿牵着妹妹的手，两个人盈着泪走回原处，周卉的父亲扶着床，跛着脚护送他的女儿。
他们转过医院走廊的拐角，渐渐走远了。
